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眼健康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日前，全国“两会”已经顺利闭幕。会议期间，“小眼镜”问题、全民眼健康问题，再次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李世杰呼吁，重视青少年用眼健康，控制课堂电子屏幕使用时间，筑牢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防护墙”。

他认为电子屏使用过长会加重眼疲劳，尽管《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中规定：“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30%。”但实际上各地落实情况不一，仍需制度“护航”， 划定“安全线”，建议加大调研，出台细化措施，增强指导性。

此外，他还建议加强家校互动，主动以适当形式向家长告知相关规定、普及相关知识、指导相关方法，引导和帮助家长有效做好控制儿童青少年在校外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避免校外“反弹”。

范先群认为：“近视的发病机制至今仍不完全明确，这导致我们在防控手段上仍然缺乏特别有效和切实可行的策略。因此，尽管我们付出了诸多努力，但近视的发病率依然居高不下。”他建议强化防控手段，加强对近视发病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提出安全有效可行可及的防控手段。

范先群曾多次组织团队前往7个省市区的城市和乡村调研，对5万余名家长、学生和教师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用眼负荷大、缺乏户外活动、睡眠不足、不良用眼习惯，是导致儿童眼健康问题的重要诱因。

他提出要落实综合防控手段，包括学生减负、增加体育课时等，保障学生每天至少一小时，低年级学生每天至少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眼保健操作为国家推广的青少年近视防控措施，虽在我国施行多年，但其有效性备受质疑，甚至出现“眼保健操会导致近视”这样错误的观点。

诺敏认为眼保健操效果不明显是因为操作不规范，提出“构建医疗机构、疾控部门、教育部门三方联络机制”、“开展学校眼保健操规范化教学”、“发挥中医药优势”、“研究推广新型眼保健操”、“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对近视防控的认识和重视”等建议。

“提高全民的青少年近视眼防控的意识，通过社会的广泛宣传，明确近视眼的危害以及防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家庭、学校、医疗机构都是近视防控的主体责任者。”孙丰源代表建议，从国家层面，责成有关部委考虑修订中小学教学大纲，减少或取消不适合该年龄段的偏难、偏深的教学内容，真正从源头上给孩子以“减负”。制定出适合于学生年龄的教学大纲，适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时代接班人的教学大纲。

韩宝生建议，教育、卫生等部门应广泛开展近视防控宣教活动，普及不恰当矫正行为的形式和危害，引导家长和学生增强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督促医疗机构规范开展青少年儿童近视矫正工作和眼视光医疗器械使用行为。同时，应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一方面减轻学生负担，增加户外活动和锻炼，纠正不良用眼行为；另一方面，尽快建立青少年儿童视力健康档案，建立校领导、班主任、校医（保健教师）为一体的视力健康管理队伍，协同推进近视防控措施有效落实。

倪闽景在提案中建议，把近视率作为学校和地区教育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不达标，学校和区域领导要被严肃追责，每年在主流媒体公布各地区青少年视力报告和近视率，接受社会监督。

他说：“以前我看到过，有校长因学校升学率降低被撤职，以后肯定会看到因近视率上升，区域和学校负责人会被问责。”

近年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呈现低龄、深度近视的趋向。去年，教育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小学生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下降到70%以下。

为达成以上目标，倪闽景建议，“抓这个指标要像中央抓八项规定一样，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底线，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家长才会真正重视。”

在他看来，青少年近视与否不仅仅是健康问题，更是教育生态问题，近视率是教育生态的标志性指标。

谈到如何降低近视率，他认为“首先是要抓住近视率这个核心指标，引导社会观念转变”。他分析，近视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老师、家长、学生对“健康第一”并未真正理解到位，对近视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很多人认为，反正是要近视的，不就是戴一副眼镜吗？在考试成绩和升学率面前，大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健康底线。